而要将这样一潭死水激活，就应该在待遇问题上，也就是粮饷问题上，给他们分出三六九等来，然后一级一级地吸引着他们往前进取，甚至是吸引着他们、激励着他们投身战争。
“关于饷制的问题，这些天来，我也一直在想，咱们既然重定了营哨制度，就该重定一套与它配套的饷制。”
杨振定下了营制之后，见众人都无异议，便紧接着说起了重定饷制的问题。
之所以他要重定饷制，除了上面提到的那些考虑之外，还有一点，就是他现在总体上不缺粮饷了。
征东先遣营的五千饷额，是崇祯皇帝亲自办颁布了圣旨，批准了他从辽饷之中支出的，按照每名正兵每年人均饷银二十四两，征东营五千员额，每年共有饷银十二万两银子。
把总官以上官将，饷银自然倍于甚至数倍于正兵，但也要从这十二万两银子里面支出。
按理说，如果杨振老老实实地齐装满员地编练出了五千士卒，那么他的粮饷就一定是不敷使用的，是不够支出的。
这也是整个大明朝官军体系里面普遍面临的一个状况，纸面上的兵力，往往要比实际拥有的兵力多出好多。
军中陋规就是如此，而朝廷上下也基本上睁只眼闭只眼，相当于默许了吃空饷的行为，只要不太过分，也就没人理会这个事情。
比如崇祯皇帝给杨振五千饷额，而他心里实际想的是，这五千人的饷银，能够用来编练出一支三四千人的兵马，就已经算是一个很能干的忠直之臣了。
现在杨振却实打实地真正编练出了一直五千余人的征东先遣营，想来有一天杨朝进把这个情况报告上去，崇祯皇帝应该会对杨振别有一番观感了吧。
这其中的问题就在于，现在的杨振，连续发了几次外财之后，已经不必再完全依靠朝廷拨给的那一笔固定的征东营军饷了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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