电话那头陷入了长久的、死一样的沉默。
我能听到的，只有陈姐因为震惊而变得有些粗重的呼吸声，通过电流，清晰地传到我的耳朵里。
我没有催促，只是静静地站着，赤裸的身体感受着落地窗玻璃透进来的、深夜的凉意。
我的手腕上，那两道被手铐勒出的红痕，正在慢慢变成暗红色。
“……苏寒，”终于，陈姐的声音再次响起，每一个字都像是从牙缝里挤出来的，“你知不知道现在是凌晨三点？你是不是喝酒了？还是……你又没按时吃药？”
她的声音里，充满了小心翼翼的试探和压抑的恐慌。
我知道她在想什么。她在想，我是不是疯了。
“我没喝酒，也没停药。我很清醒，陈姐。”我说。
我的声音很平静，没有一丝波澜。就像在说“明天下午帮我订一杯咖啡”一样。
“清醒？你清醒？那你告诉我，你刚才说的是什么鬼话？演唱会最后一首歌，要一套能一秒钟脱掉的衣服？苏寒，你是不是觉得你现在站得太高了，想换个方式摔下来玩玩？”
她的声音陡然拔高，变得尖锐起来。这是她情绪失控的前兆。
“我没开玩笑。”我打断了她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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