出发前那个下午，我牵着姐姐的手，在县城民政局朴素的办公楼前站了很久。斜阳穿过玻璃门，将我们依偎的身影拉长，拓印在冰冷的地砖上。
“等我回来，”我侧头看她，“我们把这儿当景点，拍张照。”
她仰起脸，唇角弯起，用力点头，眼角却迅速漫起水光。
我们都知道，那方世俗认可的红本，永不属于我们。
但又有什么关系？
我们之间的誓约，比任何纸张都更沉、也更烫。
那一刻的静默里，是穿透距离的笃定，是无声的相守。
我近乎蛮横地禁止她再去工作。
即使她总是不服气地活动着那只日益灵活的假肢，向我证明“没问题”。
拗不过我，她终于交底，报出积蓄的数字。
那串数字让我悬着的心稍稍落地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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